古代帝王皇族们为什么都喜欢围猎?真不是因为馋野味!如果要说古代的各类大型活动，尤其是涉及到皇室参与的大型活动，那么围猎绝对算得上是上镜率极高的一类活动。不过虽说在古代娱乐活动远不如现代丰富，但是像围猎这种能够连续两千多年，一直到清末为止，能一直让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都乐此不疲得活动，却也绝对是少数。那么围猎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它们如此长盛不衰呢?
要说明围猎为何如此兴盛，就必须先要理解围猎到底是要干什么?围猎既然带有个“围”字，那么显然这项活动肯定是一个多人运动。具体点说的话，围猎就是通过包围的方式，将一个地区的野兽驱赶到一处，然后在进行集中射杀。
这一过程虽然听起来并不比那些一个国王，一根长矛、一壶酒再加一头野猪的狩猎更加刺激，但是对于围猎的最高指挥者来说，像这样只会一场大型围猎，可以说只要四舍五入一下，那就是指挥了一场战争。就比如清代著名的“木兰秋狝”，在围猎的过程中，首先会有专门负责侦察的士兵在围猎地中寻找兽群，然后由管围大臣率领骑兵将有兽群活动的区域包围，并逐渐收缩范围，当兽群最后集中到一个相当小的区域之后，再由皇帝首先射猎，接着皇自和王公大臣们根据等级依次射猎，到最后在场士兵再一拥而上，对兽群进行大规模猎杀。
这种有着固定流程的大规模狩猎，不仅像网上很多科普中所说的那样，可以再围猎的过程中，锻炼士兵们的骑射能力，同时在古代没有军校来专业培养军事人才的情况下，这种围猎无疑是给那些只有书本理论知识的王公贵族们，一次难得的低难度实操指挥机会。除此之外，这种像辽代的“四时巡狩”和清代的“木兰秋狝”，基本都是大批显贵和士兵离开京城，这期间的人员调度等工作，也可以为君主提供一个实际审查官员或者皇子能力的宝贵机会。
不过要是觉得围猎的作用仅仅就这些，那也有些太过小看这一古老活动了。实际上古代无论中原王朝还是游牧民族国家，围猎这一活动除了是作为一种不以人为目标的低强度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，围猎还承担着众多政治上的作用，而这恰恰也是围猎这一活动能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。
要说围猎的政治作用，最显著的，自然是作为一种秀肌肉的力量展示。类似于现代的一些大型军演一样，一场成功的大规模围猎，无疑是向地方势力甚至是敌国展示本国军队质量，以及上下指挥能力的秀场。比如《周礼》记载，周朝就将围猎(中国古代称之为“田狩”)纳入军礼“大田”之中，这除了前面说过的是对军队和军官指挥的训练外，也有以这种方式来震慑各个诸侯国，以维持周天子权威的用意在其中。
与中原王朝的“田狩”不同，游牧民族的围猎不仅仅是君主的秀肌肉行为，更是一场重要的中央政权与其他部落进行联动的舞台。要解释这个问题，就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大部分游牧民族政权的结构。其实除了少数像辽国、西夏这些控制有城镇和农业耕地的游牧政权外，大部分游牧政权，其实都没有完整的官僚体系。因而他们的政权构造，大多都是以某一强大部族为纽带的部族联盟政体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游牧君主想要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亡国之君，那么除了要保证自己的武力值长盛不衰外，如何协调好各部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。当然，如果只是要解决日常事务，那么还可以简单的将各部首领召集到汗帐开会。但如果要进行大规模战争之类，需要强化各部之间的协调性和对于政权的认同感，那么举行围猎活动，让自己统领的各个部族共同参与其中，自然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
其实促进认同感这一行为，在清代的“木兰秋狝”中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比如在康熙年间的“木兰秋狝”活动中，康熙皇帝就以自己蒙古“博格达汗”的身份，召集蒙古各部与清军一起参与“木兰秋狝”。到了乾隆年间，由于准噶尔对于蒙古草原各部影响力被极大减弱，因而“木兰秋狝”不再需要像康熙时期那样搞召集各部的大场面，但是这一时期的围猎，依然要求蒙古各部的王公台吉轮流参与。而作为清朝皇室传统小弟的科尔沁部，则会在每次“木兰秋狝”中，都派出士兵参与围猎活动。
当然了，古代的围猎倒也并不乏一些流于形式的情况。除了中原王朝日趋娱乐化的“田狩”外，还有一些像辽代的“四时巡狩”，本身虽然已经没有了游牧政权举行围猎来统合各部的需要，但是却依然出于让辽代的君主们，牢记自己作为游牧民族子孙的传统和勇武。至于清代的“木兰秋狝”，到乾隆后期开始，形式也从大型狩猎活动，日益向皇室的大规模出游靠近。
伴随着道光四年，因为当时清廷的财政拮据，道光帝最终下令停止了“木兰秋狝”，中国流传了数千年的大规模皇家围猎，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当然如果古代的围猎活动，就这样结束，也算是这一古老活动圆满的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然而就在咸丰十年、公元1860年，伴随着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大破清军，接着向北京进军，咸丰帝仓皇的以“木兰秋狝”为名，逃往了承德。这次最后的“木兰秋狝”，让围猎这一带有军事目的而举行的活动，最终以这样一种蒙尘的结局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